传统书=科学怪人=院的现代价值

自然科学 2019-06-12105未知admin

  传统书院最典型和生动的印记,就是师生朝夕相处、成天学习和生活在一起的场景。一所书院,好似一个家庭,教师和学生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所有的成员认同同一种学说,崇奉同一个大师,他们有着共同的师承,也有着一致的生活节奏。师与师、生与生、师生之间密切往来,构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学术和生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他们不仅相互切磋学问、交流思想,而且你我扶持、分多润寡,在经济资源匮乏的年代共克时艰。书院因此成为众多士人的温暖港湾和情感依归,这是传统书院千年历史中最为耀眼的特质。

  教学、藏书和祭祀是传统书院的三大功能。但如今,这三大功能已渐趋式微。传统书院最有生命力之所在,在于其人数不多的较小规模、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朝夕相处研究学问,这是传统书院对于现代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书院在现代依然保持生机、焕发活力、被新建或复修的原因所在。

  传统书院功能的式微

  传统书院的教学、藏书和祭祀三大功能,在现代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其价值渐趋式微。

  传统书院的祭祀具有多重意义,这是一种有意味的仪式。首先,书院的祭祀具有表彰圣贤、崇德报功的用心。书院祭祀的对象往往是与书院、本乡本土关系亲近的先贤,同时必须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或者立功、或者立德、或者立言、具有“不朽”意义的大贤大德。其次,书院祭祀的对象是道德的载体、道统的象征和文化的符号。人们向他们执香行供,“非徒尊其人,尊其道也”,是基于对他所代表学说的尊信。再次,祭祀对象的选择,意味着对学术思想和学派归宿的选择。人们祭祀的总是自己爱戴的大师和欣赏的学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所书院的学说渊源和学术追求。最后,祭祀活动本身是寓教于其中的一种有意义的仪式。正所谓“祠亦为教设明也”,书院祭祀是一种感性的教育,是一种榜样的教育,它使得书本知识更加直观形象,使教育形式更加生动有效。

  所以,祭祀对于传统的书院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但对于体现政教分离原则的现代教育而言,对于学校举行宗教仪式、教义灌输在很多国家成为禁令的现代大学来说,已经属于禁绝的对象。尽管一些学校、一些院系在特定的地方,还张挂着该校该院发展史上那些大贤大德的画像,以供后学观览和礼敬,但这与传统书院的祭祀已经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至少,祭祀的仪式已经彻底从学校里淡出了。

  我们再看一下传统书院的藏书功能。书院的成立和得名,和藏书有着必然、内在的联系。王应麟《玉海》中称:“院者,取名于周垣也。”所谓的书院,本意就是指有围墙、用来藏书的屋子。书院之名,最早出现在唐代。唐开元时设置的丽正书院,以及随后由丽正书院改名而来的集贤书院,一个是修书之地,一个为辑刊经籍之所,皆与藏书有关,并因此而得名。而且传统书院正是在藏书这一基础上,派生出读书、修书、刊书之地的功能。可见,藏书与书院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藏书是书院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科学怪人藏书不仅决定了书院的名义,而且是书院开展教学活动的必要前提。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现代学校,由于教学的需要,藏书依然不可缺少。科学技术的发展,图书大量出版,海量印行,易于获得,藏书变得非常容易。现代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对于图书的依赖,丝毫也不逊色于传统书院对于图书的需要。而现代学校的藏书,较诸传统书院的藏书,更是不啻万倍。我们虽然不能说现代学校藏书与传统书院的藏书没有一点儿继承的关系,但藏书是所有教育机构的属性之一,无论是西方的各级各类学校,还是古代中国的府州县学,都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传统书院藏书的功能,在现代的价值同样也已经式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是传统书院的教学功能。教学是传统书院最核心的功能,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是否有教育教学活动,就判定一所教育机构是否是书院。比如,两汉时期的“精舍”和“精庐”,在选址办学、私人兴建、延师授徒诸方面,与后世的书院如出一辙,具有与后世书院完全相同的组织形式和教育教学属性。尽管如此,我们最多只是把两汉的“精舍”和“精庐”,看作是书院的渊源,而没有人将它们等同于书院。一般认为,江州义门陈氏家族的东佳书堂是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具有教育教学属性的书院。

  与藏书一样,教育教学不独为书院所有,而是所有教育机构的主要活动,是一切教育机构的本质属性。所以,传统书院对于现代教育的独特价值,不是体现在是否具有教育教学活动上,是否具有教育教学活动本身并不能表现其独特性。书院的教育教学活动追求的是怎样的目的、依据的是什么原则、运用的是什么方式方法,才是书院教育教学的独特性所在。也就是说,不是具有教育教学活动本身,而是教育教学活动怎样开展,才是书院教育教学功能的价值所在。

  既然传统书院的祭祀、藏书和教学三大功能,对于现代教育的价值已经式微,对于现代教育的资鉴作用也已经大打折扣,那么,现代如雨后春笋般地新建或复修书院意义何在呢?或者说,我们现在利用传统书院的名号,兴办一些教育教学机构时,更应该注重的是书院怎样的精髓呢?换言之,书院最本质的精神是什么?传统书院对于现代教育的价值何在?

  我们认为,人数不多的较小规模,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朝夕相处地研究学问,师生共同营造一个有益于进行人文教育的良好氛围,是传统书院最有生命力之所在,是传统书院对于现代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书院的员额和规模

  由于资源所限,传统书院没有较高的收入,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很难持久供养庞大的师资和生徒,故传统书院的规模一般不大。我们根据邓洪波教授主编、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出版的《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有关生徒员额的记载,对传统书院生徒员额做了统计,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在所统计的155所书院中,只有40所(超过统计总数25%)书院人数在100人以上,而绝大多数书院即75%的书院都不足百人,有的甚至只有可怜的一二十人。如河北蔚县的文蔚书院、河北深县的文瑞书院、四川江油的匡山书院,虽然是州级书院,但各只有20人。浙江湖州的安定书院也是府级书院,但在同治年间只有16名的员额,光绪初增加了员额,也只有20人。湖北宜城的紫峰书院,在旧时一直维持15名的规模,同治年间才达到了20名的员额。陕西永寿的翠屏书院,“膏火生六名,膏火童八名”。四川隆昌的莲峰书院,“生员正课二名,附课二名;童生正课三名,附课三名”。四类人员合计,也不过区区10人,是所有书院中员额最少的。因陋就简,捉襟见肘,于此可见。

  在155所书院中,共有11485人的总员额。如果平均分配的线人。这个数值还是我们以清代书院的员额为指标,计算最高值取得的结果。科学怪人在历史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书院创办主体的资金相对充裕和雄厚,书院的员额是逐渐增加的。这也就意味着,在清朝以前的宋元明时期,书院的平均员额要远远低于75名。

  这个统计在有关书院的员额方面,给了我们众多的信息。我们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传统的书院普遍人数少、规模小。

  传统书院规模小的原因

  书院人数少、规模小,它的原因何在?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书院员额,国家没有统一、硬性的规定,各地完全可以自行其是。所以书院作为科举的预备场所、童试和乡试的养成,完全可以把冲击童试、乡试的所有士子收纳其中,为什么还要多重设限、在生源中有所选择并控制员额呢?显然,这与书院的条件尤其是经费有关,即书院的经济条件满足不了所有士子的愿望,只能接收有限的人员。

  一所书院的创办和兴盛,关键在两个条件:一是有大儒名宿主持书院的教学。如果创建书院的不是大贤,主持书院教学的不是名儒,书院的学术开展不起来,吸引不了生徒,废驰解散就不过是迟早的事情。二是有颇为充裕的经费,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正所谓“(书院)经费不敷,亦不足以经久而垂远”。

  根据书院经费的不同用途,我们可以分为基建经费和常年经费两部分。这其中,又以常年经费中的养士经费最不可少,如若短缺,书院便难以维持基本的教学功能。书院养士,最直接的手段是向生徒支付“膏火”。书院膏火与生徒多少密切相关:一方面,生徒在择院肄业时,会将膏火丰厚与否作为考量指标。另一方面,书院员额与生徒膏火相连,一并受制于书院经费,这导致书院在招生环节,对生徒数量的确定尤为审慎。

  正因为受制于经费,所以各个书院只好限定生徒,规定有限的员额。在涉及这个问题时,几乎所有的书院都众口一词,把书院的员额限定说成是由于经费不足的无可奈何。当然,一旦书院经费能够或者可能解决,这种对员额的谨慎控制就变得不再重要了,增加员额就势在必行。即使一些书院不能立即改善经济条件,也是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接纳生徒,并时刻准备着,一旦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即刻增加员额。规模大、名声响的省级书院,于员额扩充一事更是积极,希望有与自身级别相符的生徒数量。而规模小、级别低的州县级书院,也承诺一旦经费充足,即行扩充员额。由此可见,书院员额厘定的重要指标,是书院能发给生徒多少膏火,而膏火又受制于书院经费的盈绌。

  归结到一点,传统书院之所以人数少、规模小,是书院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尽管各个书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身的资源,但为经费所限,还是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学子挡在书院之外。

  传统书院规模小的意义

  经费有限、资源有限,一方面制约了书院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书院。这使得书院能够精耕细作,在有限的人员之间,形成人文教育所必需的亲密氛围,锻造出书院特有的性格和气质。

  住宿制是现代大学学生管理的特有形式,其所能提供的特殊品质在于“课程之外的人文教育魅力”,即“‘边生活边学习’‘同侪教育’或是‘横向教育’”。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是这样描述大学住宿制的独特魅力的:“仅仅是书本学习,演讲和阅读也许足够。但只有学习、论辩、饮食、祈祷、游戏都在同一个学院的小圈子里,大家经常性地近距离接触,才能获得个性这种无价之宝。”住宿制使师生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朝夕相处,老师的施教具有针对性,学生的请教和受教的对象具有选择性。师生之间、同窗之间相互切磋、你我砥砺,具有相得益彰之效。能够培育和形成人文教育所必需的亲密氛围,使得浸馈于其间的成员,得益于这一氛围的熏染,从而变化性格,提高涵养,开阔眼界,优化素质。

  传统书院采用的正是对人文教育极其珍贵的住宿制。实际上,书院之所以限定员额,除了基于经费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限的斋舍容纳不了更多的人。为了保障住宿制,不得不限定员额。由此造成书院人数少,无论老师还是生徒都可以同住院中。清代不少书院在选聘山长时,都会明确提出“院长须住院,朝夕指授”“住院主讲”等要求,保证师生共处的时间。有的书院倾向于选聘本籍山长,目的也是为了能让山长久住院,减少流动的可能。书院的创立者对住宿制的好处有清醒的认识,本意就是为了让师生同处院中,观感有由、授受有源,收旦夕讲论、耳提面命之效。这既是创建书院的“本心”,也是书院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在山长住院方面,不少书院尽可能优化住宿环境,让山长安心住院,长留院中,在教学的闲暇时间里,可以和生徒谈论讲道,各抒心得,收教学相长之效。如江苏尊经书院,不仅给山长新修的居室着意装饰,还允许山长携带家眷入住。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师生共处的时间,有些书院还要求山长不得“遥领”其他书院讲席,即使鸿儒硕士,也不得违例。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要求山长住院,还是从源头上限制山长“遥领”,皆是通过对师道的整肃,确保师生有共处的空间和时间。旧时负有盛名的山长,往往有较长一段时间常驻某所书院的经历,如钱大昕之于紫阳书院、俞樾之于诂经精舍、吴汝纶之于莲池书院等。在这短则五年、长则二十年以上的时间里,他们以一己的博学远识、行为方式和人生态度,影响着书院生徒乃至特定地区的学风和士风。

  在生徒住院方面,宋代书院已有生徒住院肄业,但当时书院管理还谈不上制度化,生徒住院全凭自觉,以至于号舍时常空废。至清代,随着生徒管理的制度化,不少书院通过建立请销假制度、奖惩制度,以保证生徒住院肄业的时间。一方面,不少书院在录取环节,明确规定生徒须住院肄业。另一方面,大部分书院要求生徒在肄业期间,严格履行请销假制度,对违反制度的生徒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而对住院肄业生徒,则在膏火发放上予以倾斜,以示鼓励。这些在今日看似不近人情的规定,在当时无疑是杜绝生徒“不谒见山长者”“来去自由,并不通知监院,日多在外游荡,夜深方归,甚至招留有朋往来住宿,视作旅寓”之弊的良策。

  那么,书院苦心孤诣地要求老师、生徒常住院中,效果如何呢?

  首先,师生朝夕相处,建立了超越师生、堪比亲人的和谐融洽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奉行“师道尊严”,不少书院甚至规定生徒对老师应恭敬有礼,但师生朝夕相处的时光,却给冰冷的规制注入了脉脉温情。优美的院舍环境、丰足的物质保障、志同道合的精神世界,让师生间彼此情感依偎,互相信任。

  其次,师生一起住院生活,老师对生徒学术、品行有相当了解,能够有针对地教学,做到春风化雨,循循善诱。有针对性的施教、细致入微的教学方式,让生徒入心入脑,记忆深刻,多年后回忆起来,依然亲切有味。

  再次,生徒之间的切磋琢磨、相互砥砺,形成了在院时学业共进、离院后互为奥援的友谊。

  最后,在书院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师生关系和谐,气氛融洽。在这种情势下,师生携手,共同致力于良好教学效果的实现。传统书院的教学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生徒的应举能力和治学能力。不少生徒在几年的书院学习生涯中,不断地“就正文艺”,打磨场文的写作能力,在科名上更进一步。生徒治学能力的提高,则非依赖师友间的讨论砥砺不可。生徒在书院肄业考课过程中,既有所鼓励,又得互相观摩,相对于那些孤陋寡闻者,获益良多。

  传统书院最典型和生动的印记,就是师生朝夕相处、整天学习和生活在一起的场景。一所书院,好似一个家庭,教师和学生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所有的成员认同同一种学说,崇奉同一个大师,他们有着共同的师承,也有着一致的生活节奏。师与师、生与生、师生之间密切往来,构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学术和生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他们不仅相互切磋学问、交流思想,而且你我扶持、分多润寡,在经济资源匮乏的年代共克时艰。书院因此成为众多士人的温暖港湾和情感依归,这是传统书院千年历史中最为耀眼的特质。

  我们的结论是,尽管传统书院教学、藏书和祭祀的三大功能,在当今时代的价值渐趋式微,但是,人数不多的较小规模、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朝夕相处地研究学问,是它最有生命力之所在,是传统书院对于现代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特别是在教育犹如机器化大生产的今天,在大学合并成为风尚的中国,传统书院的这一价值就更加凸显。书院之所以在现代中国依然保持生机,焕发活力,之所以被新建或复修,原因就在这里。科学怪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16ZDA230)成果,徐勇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黄漫远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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