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 王仁湘 :《巴蜀符集成》序

环境科学 2020-09-1482未知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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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王仁湘 :《巴蜀符集成》序

  战国至汉初的巴蜀兵器、工具和等铜器上,常见铸刻有一些特别的图形符,包括人形、动植物形和几何形等,神秘奇诡,变幻莫测。数十年来,不断有研究者进行研究,认识也逐渐得到深化。不过相关资料比较零散,科学家给研究的深入造成一定困难。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状况很快会有明显改善。严志斌和洪梅二位做了大量收集整理工作,他们编撰的《巴蜀符集成》即将出版,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将给需要者带来便利。他们嘱我为这个集成写序,我虽然觉得自己担负不起,但却也想为该书的出版表达一种兴奋的心情,于是才应承下来。

  可能许多人不大清楚,我 30 多年前在担任四川考古队负责人时,就曾以许多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对巴蜀符的单元、组合、性质等方面的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进行过初步研究,有了一点新认识。也正因为如此,严志斌和洪梅就有了让我作序的想法,我得谢谢他们,他们让我又有了一次回溯旧论题的机会,也让我看到了过去没有涉猎到的不少重要资料。科学家

  巴蜀符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不过线 年发掘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时开始的。后来的发现大体分为川东和川西两个大区,川北大体归属于川东大区,这是古代巴蜀活动的主要区域。四川以外的地区,也曾零星出土了一些类似的巴蜀兵器。随着时间的推进,相关发现渐多,陆续有人收集整理,研究渐次深入。

  《巴蜀符集成》是巴蜀符的集大成,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资料汇集。这个工作的完成并不容易,书中除了大量出土品,还有不少零星收藏品,有了这样一个大集成,也就树立了巴蜀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对于主要发现于巴蜀故地的这些图形符,川渝学者倾向于称之为“巴蜀图语”,我自己曾称之为“巴蜀图符”。“图语”之说,显然并不确切,它是符,虽不能认定是文字,却与语言无涉。现在严志斌、洪梅二人重又称之为“巴蜀符”,也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这个符集成是一个符图集。对于大量图形的编排,以什么序列呈现最好,作者应当有过反复考虑。根据凡例所述,该书的排序基本是先以器形归类,然后以一器上图形的多少升序排列,这样眉目比较清晰,也便利检索。

  巴蜀符的分类研究是基础研究。符图形以多单元的组合形式为主,也有少数情况下以的单元出现。先前刘瑛先生曾归纳为 17 种,包括不少组合形式,并不全是单个的母题。我自己曾将出现较多的图形单元区别为 27 种, 有象生类的虎形、鸟形、蝉形、鱼形、鹿形、蛇形、心形、手形和人形,其中以虎形、心形、手形和人形最为引人注目。

  人形有人头形,也有全体形,基本为或着紧身装的式样,跪姿、立姿都有。有无发式、披发式、平帽式、独髻式、丫髻式、山冠式的分别。心形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图形,心形与手形的组合是最常见的形式,心形有时成对出现。手形有时是一整个手臂,五指毕具,手指平伸,大拇指翘起,手形极少在印文中使用。

  又有几何类的亚腰形、双弧形、笋尖形、双折线、尾羽形、网格形、栅栏形、草木形、回形、王形、双丫形、丫角形、双齿形、凸形、小方形和豆荚形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双折线,一对左右相对的折线,拐了两个直角形的弯,双折线极少以单独的形式出现,都是作为复杂组合中一个包在的单元出现的。

  还有一些器具类图形,如戈形、铎形和罍形等,其中以铎形最为引人注意。铎形是铎的一个大致轮廓,与单元组合在一起出现在兵器上,更多见于。

  严志斌、洪梅二人经过仔细梳理,进一步细化了巴蜀符的分类。他们在“前言”中强调,要研究巴蜀符的性质,厘清它的特征、组合与年代非常重要,分类也许是最为紧迫的事情。我知道当初自己对巴蜀符的分类还是粗线条的,直接的目标还是想确定一些关键性符,找到理解它们的突破口。现在《巴蜀符集成》按“尽可能进行区分的原则”,将符区分为 272 种,归纳为人形 12 种、动物形 26 种、植物形 33 种、器物形 31 种、建筑形 20 种、几何形 150 种,重新建立了一个比较细致的分类体系,我觉得在现阶段这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分类体系。

  在分类研究过程中,对于变化多样的符,作者进行了归类合并。特别是对大量的几何符,归为 150 种,虽不一定全都合理,但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在具体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调整。这些几何形符,虽然大多意义不很明朗,但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它们中间也许就藏有解读全部符的钥匙。

  探索巴蜀符组合的特征,也许是解读符意义的另一把钥匙。我当初经过排比,归纳出 9 种比较重要的代表性组合,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组合。这些组合有双弧组合、虎形组合、手心形组合、人首与人形组合、蝉形组合、鹿戈形组合、双折线组合、栅栏形组合和铎形组合。通过对巴蜀图形各种组合形式的初步,我得出了这样几点认识:一是各种组合的地域分布比较明确,基本可以分为川东地区和川西地区。二是组合方式各地遵循着,组合结构大体相同,仅在关键单元上互为区别。三是组合形式的发展趋势,大约是由简到繁。简式组合分布区域较小,组合分布广泛,遍布川东、川西两大区。四是组合中某些特定的单元有明显的替代关系,也有一些单元表现出必定组合与绝少组合的特点,这也是对它们进行释义的重要钥匙。五是各类组合形式往往并不通铸在所有种类的兵器上, 某种组合专铸于某类兵器,很少有串铸现象。

  严志斌也强调了符组合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组合研究的基础是单个符的研究。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一些符的组合呈现出特别紧密的联系,有的符常常以固定的组合形式出现。他举出的这类组合有四组:

  一是手心形组合,见心形者有 241 例,见手形者有 253 例,两者组合有 210 例,为一种比较固定的组合。

  二是穗状植物形与亚腰及双折线 例。

  三是罍形组合,有 26 例。

  四是笋形与亚腰形组合,有 27 例。

  他认为这几组高比例出现的组合,一定是固定的符组合,而且组合的顺序也基本一致,判断为是用符表示出的“固定习语”,或可称为“符”。

  我也注意到严志斌近几年已经由一些重点符入手,开始探索符的意义所在,并有了明显收获。

  

  (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集成》,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9年7月。)

  除了说明分类及结果,在“前言”中作者还特别提到巴蜀符的方向性问题,他们觉得这关系到符的结构与形态认知,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方面。结合符所在器物进行,他们发现了一系列与符方向相关的有趣现象, 这对于解释符的意义会有一定帮助。

  作者还提及巴蜀符的“器物性”,应当指的是符与器物的关联度。某些符只见于某些特定的器具,如在铜印和兵器上符的使用有明显区别,某些出现在上的符不见于兵器,反之亦然。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巴蜀符的族群性,作者认为虽然少数符出现在明确的地点,却并不能区分巴蜀各自专用的符,“从总体上看,巴蜀符似乎不具备民族或种族的族群性特征”。对于这一点,我还会保留过去的认识, 巴与蜀在符体系上应当会存在区别。

  严志斌他们认为,对于巴蜀符的解读是一个难题,所以它的性质还并不明确。他们在“前言”的结尾说到编辑这部集成的目的,“就是为巴蜀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巴蜀符的性质,应该是巴蜀符研究的最终目标,研究一开始大家就直奔这个目标而去。最先注意到巴蜀兵器所铸图形并做出解释的,是卫聚贤先生。他从古董商手中购得一批据传出自成都白马寺的巴蜀兵器,并对兵器上铸刻的虎、手、心形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是文字,古代巴蜀有自己的文字。科学发掘船棺葬而获得大量铸有巴蜀图形的兵器以后,徐中舒先生认为,白虎是巴人板楯的族徽,兵器上铭刻的即是“巴文”,并肯定那“是一种文字而不是图画”。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巴蜀图形是一种夏代通行的文字。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发表时,执笔者认为兵器上的图形“可能是代表氏族或部落的记,也许还有文字意义”。童恩正先生在《古代的巴蜀》中认为将巴蜀图形笼统地称为文字并不恰当,而是“类似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图形族徽”。李学勤先生认为巴蜀图形应属文字范畴,有的是表音符,有的则是表意符。孙华先生认定巴蜀图形不是文字,而是原始巫术吉祥符。李复华和王家祐先生认为巴蜀图形组合虽然难于构成篇章词句,科学家但应是人们当时表达语意的特殊符图像语言,因而可称为“巴蜀图语”。陈显丹先生将常见的巴蜀图形概括为动物、植物和人像三类,指出巴地蜀地的图形种类及组合都有一定区别。刘豫川先生专门研究了出土的 50 多枚巴蜀,主张采用“巴蜀符”来称呼巴蜀图形,认为它们“至少处于狭义文字的上源”,应归入文字范畴。

  巴蜀符不是常见于青铜器的那类装饰纹样,似乎也不是具有严格定义的成熟文字。一半以上的图形是象生形及其变体,这极容易被认定为象形文字。先前我认为巴蜀符组合多数当是巴蜀人的徽识,包括部落联盟的徽识,也有部族徽识,甚至还有家族及个人的标记。理由如下:一是巴蜀图形的使用有严格的禁约现象,一些图形单元只出现在某一地区,或者集中出现在某一地区,他地不见或极少见到,其使用受到严格的,形成一种禁约。这些便是构成徽识图案的最关键的图形单元,反映着不同部族固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表现出他们独特的。二是巴蜀图形的组合有特定的分布地域,恰与不同部族的分野大体吻合,大体与巴族和蜀族的活动区域相一致。川东川西两地还曾见到同样的图形组合形式,即网格形双弧组合,可能是巴蜀大联盟的标志,是两族共同的徽识。大部分图形组合形式, 都可能是战国时代巴蜀两族及其附庸的徽识。由结构大体相似的徽识,可以窥见巴蜀部族的高级联盟和一般联盟。又由徽识的些微差别,展示出了联盟中的部族的本来标志。

  当我们在判断这些符与文字之间的联系时,会问及这样一个问题:巴蜀在商及两周之际有无文字?或觉得是应当有的,只是仅由这些符,还看不出是否属于成熟的文字系统。

  另外根据三星堆的发现,似乎可以判断巴蜀符的出现较原先所知年代更早。在一件刻纹玉戈上,可以看到两个小小的符,这符与后来大量见到的船形符较为相似,由此可以认定巴蜀符的出现年代应当能提早到商周之际。在出土文物上,我们没有见到文字类的刻画。在三星堆的文物上,也没有发现文字。在中原地区的这个时候,不仅有甲骨文,还有大量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古蜀人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呢,还是不乐意将文字刻画书写在器具上呢?

  有学者认为,按照文献的说法,古蜀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汉代人扬雄说古蜀国没有文字,甚至不知礼乐。可是据 《礼记》《孔丛子》所述,孔子适周学礼,与出身蜀地的苌弘习乐律,以此观之,说蜀无文字礼乐并不得当。《汉书》等汉代文献又说尸子曾在蜀国著书立说,尸子在秦国曾与商鞅一起变法,后商鞅遭车裂之刑,尸子秘密逃入蜀地,在川蜀终老一生。尸子在蜀著书,“凡六万余言”,名为《尸子》。尸子跑到一个没有文字传承的地方去著书,他也一定将这文字到了那里吧。

  蜀及巴有无文字,由这部符集成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线索,慢慢地我们也会做出确定的判断,会说明这些符与文字的关系,会说明它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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